作者：刘裕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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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着这些古文字好感动！”“汉字文化源远流长，博大精深。”“从镌刻历史‘骨相’的殷商卜骨，到笔书民族气韵的淋漓翰墨，借由汉字，我们得以相识。”四川成都博物馆日前推出的“汉字中国——方正之间的中华文明”特展人气火爆，观众好评如潮。开展至今，参观人数近40万，其中年轻人占比高达80%左右。

元代赵孟頫临《兰亭序》，无锡博物院藏。

新石器时代贾湖遗址出土的刻符龟甲，河南博物院藏。

湖南省龙山县里耶古城遗址出土的秦代简牍，湖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藏。本文图片均由成都博物馆提供

此次展览由国家文物局和四川省人民政府主办，四川省文化和旅游厅、四川省文物局、成都市人民政府、成都市文物局、中国文物交流中心承办，成都博物馆策划实施。展览汇集全国40余家文博机构的220件文物，其中一级文物70件，珍贵文物占比达90%，是成都博物馆建馆以来规格最高、珍贵文物占比最大的展览。

文明溯源

“汉字是世界上唯一沿用至今的古老文字系统，是中国与世界沟通的桥梁，是人类文明的瑰宝。”成都博物馆馆长任舸说，此次展览分为“源”“远”“流”“长”4个单元，系统梳理汉字发展的历史脉络，生动解读汉字承载的文化基因，让观众通过汉字感受中华文明的悠久璀璨。

新石器时代，先民们将对万物的感知、观察与思索抽象为丰富多样的刻绘符号，形成汉字的源头。在第一单元“源——萃图成字礼序乾坤”，一枚距今约8000年的刻符龟甲引人注目。它出土于河南省舞阳县北舞渡镇贾湖村，其上刻画的符号与甲骨文中的“目”字极为相似。贾湖遗址是裴李岗文化早期典型遗址，遗址内共发现17例刻画符号，是目前所知最早的汉字源头。贾湖契刻与比它晚四五千年的殷墟甲骨文有不少相似之处，皆以利器在龟甲、骨器上刻画而成，且内容都与占卜相关。

“到了商代，汉字已走过漫长的‘童年时代’，形成了体系完备的甲骨文，这是迄今所知东亚地区最早的成熟文字。”此次展览策展人、成都博物馆策划研究部主任魏敏说。展厅中呈现了一组商代甲骨，涉及祈雨、田猎、祭祀、征战等内容。

除了甲骨，商代青铜器上也会镌刻铭文，被称为金文。故宫博物院收藏的小臣方鼎是商代晚期祭祀用具。器内壁铸铭文4行22字，记叙了商王近臣受到赏赐，作鼎祭享已故的父亲太子乙。

西周时期，金文渐兴，内容多是颂扬周王室及贵族的功绩，或记录分封、祭祀、战争等重大事件。西周金文承袭自甲骨文，字体更加规整、稳定，风格更加雄浑大气，与周人的礼乐文化高度契合。周天子常将刻有铭文的青铜器赏赐给各地诸侯，诸侯国之间的交往也常以有铭青铜器为载体，汉字由此在中华大地上实现大规模传播，促进了思想、文化的交流和族群融合。

西周格仲簋、折觥、三年兴壶、四十三年逨鼎……这些青铜重器上的铭文蕴含着重要的历史信息。陕西省宝鸡市扶风县出土的史墙盘是禁止出国（境）展览的国宝级文物。此盘体形巨大，腹和圈足分别饰凤纹和兽体卷曲纹，底部铸有铭文284字，铭文前段颂扬西周文、武、成、康、昭、穆、共（恭）七代周王的功绩，后段记叙微氏家族高祖、烈祖、乙祖、亚祖、文考和作盘者六代人的事迹。墙盘所记述的周王政绩与《史记·周本纪》中的内容高度吻合，关于微氏家族发展史的内容不曾见于已知的文献，填补了西周国史微子家族的一段空白，具有很高的史料价值。

春秋战国时期，汉字朝着简易化、大众化方向发展，除金文外，还出现了简帛文、货币文、玺印文等，不同地区的文字带有鲜明的地域特点。

河北省平山县出土的中山王圆壶是著名的“中山三器”之一。中山国是战国时期位于燕赵之间的一个小国，在列国的纵横捭阖中曾扮演重要角色。此壶腹与圈足皆有铭文，腹部铭文59行、182字，除歌颂先王的贤明外，还大加赞扬相邦马赒的功劳。铭文字体修长，结构匀称，笔划刚劲洗练，是晋系文字的代表。

文以载道

公元前221年，秦始皇建立中国第一个统一的封建王朝，下令以秦小篆为全国统一书体。“书同文字”政策的实行，保障了秦法在广阔疆域内的施行，奠定了国家统一的基础。

展柜里这尊春秋时期的秦公钟，出土于陕西省宝鸡市杨家沟太公庙村。钟体呈合瓦状，甬上饰4条小龙，龙体相互缠绕，舞部饰变形夔龙纹，鼓部饰两对凤鸟。钟上铭文共86字，主要记载了秦襄公被周王赏宅、授国以及文公、静公、宪公治国兴邦的业绩，铭文书体为春秋初期秦篆的典范。专家研究发现，秦公钟铭文为刻铭，是目前所知中国最早的刻铭铜器。

铸造于公元前221年的秦诏版是秦始皇统一六国的重要物证。诏版正面以秦篆阴刻40字，记叙了秦始皇统一天下，下诏要求全国推行统一度量衡制度。这枚诏版为研究秦代政治、经济、文化及秦篆提供了珍贵史料。

汉代大一统政体下，产生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有确切记载的盛世。书写更加便捷的隶书代替小篆成为官方字体。“汉字”之名，由此定格。中原先进文化以汉字为载体传播至边塞地区，为建立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发挥了重要作用。

东汉熹平四年（175年），汉灵帝诏令蔡邕等人订正儒家经典，刻立石碑，立于洛阳太学堂前，史称“熹平石经”或“太学石经”。石经用隶书一体写成，分为46块，刊刻《周易》《尚书》《鲁诗》《仪礼》《春秋》《论语》《公羊传》7部儒家经典共计20余万字，是中国历史上最早的官定儒家石刻经本。展厅里展示了河南省洛阳市偃师汉魏太学遗址出土的熹平石经残块，石块上斑驳的字迹映照出赓续不断的文脉。

魏晋南北朝时期，多民族文化的交流碰撞为汉字注入活力。楷、行、草诸体新风渐成，北魏碑刻字体与南朝楷体并行发展又相互影响，为后来唐楷的形成奠定了基础。

在展示赵孟頫临《兰亭序》的展柜前，参观者排起了长队。东晋王羲之《兰亭序》被誉为“天下第一行书”，其俊逸、雄健的风格对后世书坛产生深远影响。元代书法一改唐人尚法、宋人尚意的潮流，转而取法“二王”（王羲之、王献之），这场革命性运动的领军人物便是赵孟頫。这件赵孟頫临本在继承“书圣”遗韵的基础上，又带有自身的儒雅遒劲、清和洒落，堪称传世佳作。

在兼容并蓄、中正平和的大唐气度滋养下，楷书日趋完善，成为通行至今的汉字正体。虞世南楷书《大运帖》宋拓本、褚遂良《同州三藏圣教序碑》拓片、柳公权《唐通议大夫守左散骑常侍严公贶墓志》拓片等文物，让观众一览唐楷大家风采。

惠泽天下

汉字的发展与书写载体的革新息息相关。造纸术和印刷术的发展，使古人有了大批量、高速度复制信息的能力，文教经典以印刷品的形式在中华大地广泛传播。同时也推动了中华文明的对外传播，深刻影响了世界文明进程。

甘肃省武威市出土的“白马作”毛笔是汉代毛笔的代表作。笔杆竹制，中空，精细匀正。笔杆中下部阴刻篆体“白马作”3字，“白马”为制作工匠的名字。笔头外覆黄褐色软毛，笔芯及锋用紫黑色硬毛，刚柔并济，富有弹性，适于在简牍上书写。笔杆后端尖头削细，以便插入发髻。此笔长度约为汉尺一尺，与《论衡》所谓“一尺之笔”相吻合。

成都市武侯区群众路唐代墓葬出土的纸本真言，所用纸张包含大麻纤维、苎麻纤维、竹纤维3种造纸纤维，采用施胶工艺制成。纸本上印有图像，因埋藏时间甚久而漫漶不清，推测应为佛教法器、手印、花蕾、绶带等图案。经文为楷体汉文书写真言名称，悉昙体梵文书写真言内容。目前纸本上可辨认的真言包括《十字佛顶真言》《一字顶轮王真言》《佛眼真言》等17本真言内容。

五代十国时期，印刷术逐渐普及。宋代政府大力提倡印刷业，形成了官刻、家刻、坊刻并行的刻书体系，刻书地点遍布大江南北。展览中的五代雕版印刷佛经印于后唐天成二年（927年），是国内现存较早的雕版印刷作品，为研究早期雕版印刷技术和佛教文化提供了重要的实物例证。

汉字书法艺术是中华文明孕育出的璀璨明珠，体现了中华民族独特的哲学思想、审美体系、才情气质，也彰显了各个时代的精神气象。

展览第四单元“长——华夏之魂芳华永驻”呈现了许多名家真迹，如赵佶行书《方丘勅卷》、米芾行书《方圆庵记册》、黄庭坚楷书《狄梁公碑册》、赵孟頫章草书《急就章册》、祝允明草书《岳阳楼记》等。透过这些作品，观众不仅能欣赏书法艺术之美，还能体会到历代文人修身致知、心怀天下的风度。

此次展览的压轴展品是辛弃疾行楷书《去国帖》。此帖是《宋人手简册》中一页，内容为酬应类。文中“秋初去国，……日从事于兵车羽檄间”，指的是辛弃疾在江西平“茶寇”之事。根据文献记载可知，《去国帖》书于南宋淳熙二年（1175年），辛弃疾时年36岁。此帖书法中锋用笔，点画尽合法度，书写流畅自如，浑厚沉婉，为辛弃疾仅存的墨迹珍品。

中华文脉绵延不绝，历久弥新。在祖国日益强盛、中外交流蓬勃发展的今天，汉字在更广阔的世界舞台上持续焕发灿烂光彩。（刘裕国）

原标题：成都博物馆推出“汉字中国”特展 解码汉字承载的中华文化基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