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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吴艳红

自少读红楼，而今人到中年，《红楼梦》于我不再是“少年维特之烦恼”般的青春之书，而是随阅历丰富不断加深领悟的生命大书。近日读詹丹著《〈红楼梦〉通识》，欢喜赞叹：真是一本不可多得的通识读物。读者不仅会有“一览众山小”的欣慰，更有“山阴道上应接不暇”的喜悦，一石击起千层浪，于心底泛起千般涟漪。我亦如是，且分享一二。

刘姥姥在《红楼梦》中是一位乡野村妇，令人印象深刻的，仿佛只是二进荣国府时甘当“丑角”的“插科打诨”，但其作用不容小觑。她不仅是整个红楼故事进入正题的第一人——所谓荣府人多事杂，并无头绪，正好由“千里之外，芥豆之微”的外人刘姥姥开题——而且三进荣国府，以旁观者视角完整见证了贾府兴衰。更进一步，詹丹挖掘出她担负的另一使命：为贾府新生代——第五代巧姐引领了一条完全不同的人生之路，即“走出贾府，来到农村，在一个似乎更现实的世界里，在新的生活方式中，获得了生命活力的可能”。可惜曹雪芹在第五回为巧姐设定的结局——“后面又是一座荒村野店，有一美人在那里纺绩”，这一自食其力的农村劳动妇女形象并未在程高本中呈现。后四十回中，巧姐为避祸由刘姥姥带去农村暂住，后来嫁到财主家，并未实质性改变其人生轨迹。曹雪芹对巧姐走向民间新生活的设定有两个佐证：一是宝玉在秦可卿出殡之日遇见在纺车旁示范的村姑二丫头，如同神游太虚幻境中的纺织美人出现在画册中，这一现实中的巧遇隐喻了巧姐日后纺绩的命运；二是巧姐和板儿幼时交换柚子和佛手，隐喻日后贾府落难，巧姐为刘姥姥搭救，与板儿结为夫妇，过起男耕女织的生活。贵族走向底层，自食其力，意味着对自身阶层的反叛与脱离，这正说明曹雪芹在思想的深刻程度方面，超越了时代和阶层的局限。

《红楼梦》里有大悲悯，《〈红楼梦〉通识》也让我看到了作者詹丹的悲悯。他在“天下文体入红楼”一节里谈到《红楼梦》“文备众体”，从语体的韵散交错、文白对峙、雅俗杂糅等视角作了分析。“将脖项一扭，嘴唇一撇，鼻孔里哧哧两声，拍着掌冷笑”，用大白话呈现白描笔法，让金桂的丑态形象获得动态感。詹丹说：“金桂的一切动作和表情却让她躁动起来，既遮蔽了她对一个幽深世界的理解，又使得凸显出来的近乎小丑样态的动作丰富起来，把一个外在于自己的美好世界给完全掩盖住了。”“金桂俗不可耐的动作丑态，成为其行动的力量；而香菱富有诗意的静静陈述，反而成为其软弱的象征。”《红楼梦》高扬女性价值，香菱富有诗意的静静陈述通向其幽深心灵，经詹丹对于文体的雅俗对比，更增其软弱性，更显曹翁悲悯意识。金桂却是罕见的反面典型人物，一般读者似乎不屑于关注其内心世界，但如詹丹所言，其实她也有亲近美好世界的机缘，只是她自我遮蔽了。对反面人物内心世界的关注，更显詹丹的悲悯意识。

曹雪芹写《红楼梦》，不是为了沉醉于梦中，恰恰是为了从梦中醒来。他花三十六个回目，近三分之一篇幅，写了贾宝玉十三岁这一年——正是住进大观园的这一年。结合曹雪芹本人的经历，他在富庶的金陵生活到十三岁，家族遭遇灭顶之灾，只得回到北京，从此潦倒半生。可以说十三岁是他人生的一道坎，十三岁之后，他经历了世态炎凉、人生坎坷。他把贾宝玉十三岁这一年无限延长，或许是让自己沉浸于美梦的时间尽可能长久一点。

詹丹敏锐地指出：“正是因为时间相对静止，贾宝玉似乎不能长大，他可以被作为孩子、他和黛玉的恋情可以被作为儿戏来对待，这成了小说叙事的一个重要逻辑。”相对静止的十三岁，“儿戏”掩护下的儿女之情在大观园里潜滋暗长。吊诡的是，一旦威胁到男女大防的礼法，由大人开恩建造的大观园这个自由自在的女儿国最终也就被大人亲手摧毁了。这无情的摧毁导致毫无招架之力的少男少女不得不从梦中醒来，从此各自飘零。

梦有多美，醒来就有多痛。曹雪芹从梦中醒来，噙着血泪，书写宝黛爱情的悲剧和贾府衰亡的悲剧（可惜未完成），奏出了双重悲剧的最强音。从梦中醒来，犹如一记警钟，告诫我们：过一种有觉知的生活，远比过富贵的生活更有意义，更值得推崇。

《红楼梦》里的人物各有各的局限，各有各的不圆满。借用第七十六回《凸碧堂品笛感凄清　凹晶馆联诗悲寂寞》里林黛玉的话：“事若求全何所乐？”不圆满才是真实的人生。尽情做梦后，勇敢从梦中醒来，做大悲悯之人，过有觉知的生活，大概是《红楼梦》给予今人的一种启示。（吴艳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