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李建强

还在五年前，作为中国科幻文学大咖的刘慈欣曾预料，科幻出版物目前尚不乐观，除了少部分作品外，依然是受众小，“反而是科幻影视我很乐观，不久的将来即将会迎来大的发展阶段……很有可能未来的五至十年中国会成为除美国之外的又一个科幻影视大国。”现今，他的预言几近成真。随着《流浪地球》《独行月球》等优秀国产科幻片的崛起，科幻影片越来越受到市场的青睐和观众的欢迎，票房一路走高，人次逐年提升。《流浪地球》票房近47亿，观众人次过亿；《流浪地球2》票房也达40.29亿，观众人次9000万。两部科幻系列片票房合计近90亿，双双进入中国电影票房TOP10，成为国产类型电影的一道新的靓丽风景。

(相关资料图)

对于中国科幻片的强势发力，学界和业界曾作过各种诠释，各有各的考量，各有各的道理。笔者则想从正在兴起的“想象力消费”的角度切入，对此作一些新的考释。

过去我们习惯性认为，现实生活是一切文学艺术（包括电影）的本源，这是因为所有的艺术创造都会与“现实”和“生活”发生这样那样的联系。实际上，对于文艺，特别是影像艺术的创造一定不能作这样简单化的理解。早在二十世纪初，明斯特伯格就在著作《电影：一次心理学研究》中明确提出，电影并非存在于银幕上的物质对象，而只存在于观众的脑海中，“在我们的心灵中，过去、未来与现在交织在一起。电影遵循心灵的法则，而不是外部世界的法则”“电影的运作方式与人类的想象力同构”。这种洞察和宣示，让我们今天也要禁不住为之赞叹。

“现实”，主要指向已经发生和存在的东西，而“想象力同构”则可以审察还不存在的东西；“生活”，主要面对人们当下身临其境感同身受的事物，而“想象力同构”则涵盖了复合大千世界。建立在“想象力同构”基础之上的影像艺术，不应当只满足人们感受的和眼见的真实，还要满足人类想象的和虚构的真实。因此在创作中，电影艺术家完全可以而且应该视通万里、思接千载，外师造化、中得心源，调动自己的一切经验和一切想象，从“现实生活”提供的物质复原和自然生态中抽身而出，“观古今于须臾，抚四海于一瞬”，进而创造出五彩缤纷、超尘拔俗的第二自然，满足自身和观众不断增长的精神文化需要。

当下，信息技术和生物技术的双重革命在带来电影媒介本体变革的同时，也极大地释放了电影叙事与建构的想象力，使基于向往的想象与基于现实的认知在电影创作中具有同等意义。现代科学研究亦已证明，想象力作为创造性想象和创造性思维的沉淀物，是一种更高层次的思维活动和能力，它可以依据事实本相，也可以超越具体事物；可以借助感性意识，也可以依托知性意志；可以仰仗人与生俱来的先天素质，也可以凭借人后天日积月累的“思想材料”，运用丰富的幻觉和想象去创造希望实现事物的“寓意之象”。这一切，不但为整个影像艺术打开了视野边界，更为科幻片的创作安上了灵动的翅膀。

正如陈旭光教授前不久在接受中国科普作家协会采访时指出的：年轻人对虚拟现实等沉浸式产品与服务的体验越来越多，“随着他们想象力的发展，以及对ChatGPT等创新技术思考的不断深入，电影观众对于想象力消费的需求将越来越大。同样，未来科幻电影的超越性也会越来越强。”

我以为，想象力消费对于科幻片创作之所以如此重要，主要缘由有二：

首先当然是因为科幻片的特殊性。电影是一种随着技术的迭代不断调节自身范畴的新媒介，作为后来居上的新类型，科幻片的内容上天入地、无所不包，形式不拘一格、灵活多变，将影像作品蕴藉的开放性和包容性发挥到极致。现代科幻大片的制作，常常与新媒介和数字技术的精进如影相随，完全改变了过去传统电影所生成的模式规制，以浑然天成的全新姿态赫然问世，生成极具冲击力和感召力的影像叙事和画面，给人带来前所未有的视听震撼感受。从世界范围看，《星球大战》等的横空出世，将人们的视线一下子推进到地球之外遥远的星系，大大开拓了影像的时空天地；《阿凡达》通过裸眼3D的动作捕捉，空前地扩充了影像表达的可能性，使人叹为观止（至今雄踞全球电影票房排名榜的首席）。同样，中国的科幻大片，无论是《流浪地球》“带着地球去流浪”的奇特创意、《独行月球》关于“宇宙最后人类”的终极想象，还是《流浪地球2》中海啸席卷城市、方舟空间站坠落、月球核爆、太空鏖战的壮观镜像……无不充满奇思异想，令人脑洞大开。显然，这些立足本土文化、跳出由传统的时空和因果关系所设定的逻辑框架、充分展现民族想象空间的一流科幻新品，没有超凡的想象力，肯定是难以落地的。

其次则是因为现代观众的心理需要和欲求。现代青年观众从小是看抖音、玩电竞长大的，相对于自己的父辈，他们更加具有想象力和探索欲。数字时代带来的思维和生活方式的巨大变化，更使他们天然地对虚拟世界有了更多的向往，对与现实生活不同的情感体验有了更多的欲求，这就为科幻片的生长和植入提供了最丰厚的土壤。于此同时，这一代人既经历了改革开放、全球化、经济社会大发展，又见证了之后的贸易战、“去全球化”等诸多新的变故，特别是遭遇了突如其来三年新冠疫情的影响，形成了美国经济学家马库斯·布伦纳梅尔所称的疫情“疤痕效应”，亟需心理和情绪的宣泄。新奇、博大、深邃，主打浪漫主义和英雄主义的中国科幻大片，不但将观众带入了从来没有体验过的奇观异景，最大程度地满足他们的猎奇探索心理，形成排遣渠道和“口红效应”；而且帮助他们以一种超脱的方式感知和认识现实，勇于面对各种意想不到的艰难挑战，确立对生活和未来的信心。

在这里，想象中的故事被赋予实际的能量，让主体和客体彼此共鸣、此时与彼时交相更迭。在世界日趋多样化和不确定性倍增的社会语境下，中国科幻片的勃起适逢其时，与社会生活走向与主体观众心理变量不谋而合，具有深刻的社会学、经济学、人类学和文化学的基础，也将中国科幻片的大发展放置在了想象力消费的宽广地基上。

我还想特别指出的是，科幻片的走俏，是个世界性的趋势。从上世纪七八十年代的《第三类接触》《银翼杀手》开始，到九十年代的《黑客帝国》《侏罗纪公园》，到进入新世纪以后的《人工智能》《盗梦空间》，直到新近的《新蝙蝠侠》和《阿凡达2》，美国的科幻电影自萌生、发展到成熟，一路高歌猛进，成为好莱坞名副其实的招贴和票房王。过去我们倾向认为，科幻片的出现较多出于偶然，是资本裹挟电影艺术的结果，是好莱坞角逐市场的图谋，现在看来，它也是和科技革命、和人想象力的进化发展联系在一起的。科幻电影从来不只是高科技高概念的光影秀，而是世界发展赋能、技术革命推进和人类心智成长混合而成的必然产物。好莱坞不过是捷足先登、先行一步，并籍此引领和独霸了世界影坛数十年。人类要向更高阶段发展，必须审时度势、站高望远，不断地重塑和发展自己。科幻大片的出现代表着一种新的认知传播媒介的崛起，燃起了人类对神秘的外空世界的遐想和憧憬，契合了人们试图摆脱现实世界各种天灾人祸的愿望和理想，把人的想象力消费提升到一个新的阶段，是可以从人类的心智成长、世界的终极关怀，以及虚构想象世界的强大力量上找到根据的。

想象力消费孕育新的生产力，从对于现实影像执着和单一的表达到开始容纳虚实共生的认知，直至进入对虚拟数字世界的探究，这是人类精神消费谱系无法阻挡的伸展。由此看来，科幻片创作与想象力消费的联姻与契合，其实是“电影本质”的一种体现，是影像神奇魅力和独特功能的一种显影和绽放。在这个过程中，人的想象力和影像的表现力得到双重的迭代，想象力消费的价值则以笃实的场景展现在世界面前。

（作者为上海交通大学教授，中国电影评论学会副会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