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徐可（鲁迅文学院常务副院长、散文家）

这些年来，我的散文写作大体上沿着两个方向掘进：一个是历史题材，另一个是现实题材。历史题材写作是为了向中华民族、伟大文明致敬，从优秀传统文化中汲取营养；现实题材的写作则是为了时刻保持与火热现实的紧密联系，让自己的写作不脱离时代。相较而言，前者写作难度更大。我精心选择了一批对中华文明有过巨大贡献的历史文化名人作为写作对象，试图表彰其事迹，发掘其对于当下文化建设的意义。这样的写作是很费力的，每一次写作，都要阅读大量典籍，通过思考、提纯，找准恰当的切入点。博大精深的中华传统文化令我惊叹，让我入迷。

正是在这阅读、思考和写作中，我逐渐体会到中国传统散文独特的古典美，发散着迷人的光辉。这种感觉是妙不可言的，很难用精准的语言来概括。后来读到董桥的一句话，深以为然。他说，“散文须学、须识、须情”，正如英国数学家、哲学家阿尔佛雷德·诺斯·怀特海德所说，“深远如哲学之天地，高华如艺术之境界”。我想，传统散文之所以呈现出这样的神奇魅力，根本原因在于其有学、有识、有情，从而达到了如哲学之天地般深远、如艺术之境界般高华。我陆续发表了《呼唤散文的古典美》（《雨花》2018年第3期）、《重塑中华散文的古典美》（《东吴学术》2019年第3期）等文章，希望引起散文界的重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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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宫角楼刘江伟摄/光明图片

“学、识、情”是散文的生命

散文须有学，就是要有学养。所谓学养，不是单纯的书本知识。学养与知识储备有着密切的联系，但又不仅仅是知识储备。学养是学问和修养的综合，是体现在一个人身上的整体气质，一种非常自然的能够传递生命信息的书卷气。苏东坡说：“腹有诗书气自华。”作家的学养决定了散文的厚度。好的散文，应当以知识为核心，闪烁着知性的光辉，流露出作家的学养、涵养、修养，以及对历史和文化的深刻反思，应该具有厚重的文化意识和深邃的历史感。古人那些优秀的散文作品，总是蕴含着知识的光辉，令人回味无穷。中国古典散文是中国文化的重要载体，同时也是中国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它们之所以能够承担起这一重任，是因为它们的作者都是学富五车的学者。今天的散文创作能否承担起这一重任，同样取决于作家是否具备相应的学养。

散文须有识，就是要有见识。“识”与“学”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有学未必有识，但有识必先有学。学是识的前提和基础，识是学的升华和结晶。思想的深度决定着散文的高度。唐代刘晏总结孔子等人的教育思想，明确提出“士先器识，而后文艺”的文艺观，强调“士”要先培养自己的胸怀、器识，培养自己对社会、对人生的基本信仰和价值观，然后才能从事文艺创作。“盖文章，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曹丕曾在《典论·论文》中强调了文章的价值，认为文学创作是有关治理国家的伟业，是万世永不消亡的大事。可以说，中国散文形成之初，就不是为作文而作文，而是自觉承担了较为重大的社会责任，表现了当时人们最关切的问题。春秋战国时期，《左传》《战国策》中的那些文章，讨论的都是关系国计民生的大事，带有明显的时代印记。白居易说：“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纵观古代散文传统，占据绝对优势和统治地位的是“文以载道”的创作主张。在作品中表达一种价值、一种追求，或者表达对某种价值的希冀和愿望，这不就是文学的责任吗？《论语》的“仁义礼智信”，《道德经》的“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庄子》的“天人合一”“清静无为”，司马迁的“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韩愈的“不平则鸣”，范仲淹的“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张载的“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等，这些都是“道”，表现了中国古代知识分子的天下观、人生观、价值观、世界观。作家有着怎样的胸襟，才有怎样的格局；有着怎样的格局，才有怎样的境界。有大胸襟者，方有大格局；有大格局者，方有大境界。

散文须有情，就是要有情感、有情怀，有情的散文才有温度。“情感”是散文的基底和内核，没有情感的散文是冷冰冰的，不能给人以温暖。中国散文素有伟大的抒情传统。陈世骧认为：“抒情精神在中国传统之中享有最尊尚的地位，正如史诗和戏剧兴致之于西方。”我国古人没有情感教育这个概念，但是很多散文实际上起到了情感教育作用。像韩愈的《祭十二郎文》，归有光的《项脊轩志》，都是以情动人的上品。清代张潮表示：“情之一字，所以维持世界；才之一字，所以粉饰乾坤。”散文是“情感的试金石”。作者有没有情感、情怀，从他的散文中一望而知。散文必须有情，但不能过度抒情，不加节制的抒情逾越了散文的边界，必将招致读者的反感。

散文须学、须识、须情，是一个很高的标准。在自己的创作实践中，我努力向这个标准靠拢，但深知自己学养不足、见识不深、功力不够，只能通过多读经典、不断学习来弥补自己的先天不足。纵观当下的散文创作，这一问题也或隐或显地存在着。不少散文，可以说才华有余，学识不足，没有感情。也许有的作家忙于创新，不屑于学习传统，这是很危险的。20世纪80年代，汪曾祺曾经语重心长地说过：“有些青年作家不大愿读中国的古典作品，我说句不大恭敬的话，他的作品为什么语言不好，就是他作品后面文化积淀太少，几乎就是普通的大白话。作家不读书是不行的。”“看来所有的人写散文，都不得不接受中国的传统……既然我们自己的散文传统这样深厚,为什么一定要拒绝接受呢？我认为二三十年来散文不发达，原因之一，可能是对于传统重视不够。”我相信，不管散文如何变化如何创新，它的这些基本价值永远不会过时，学、识、情，这个本不能丢。这是散文的生命，是散文的灵魂，也是散文之所以存在的价值之所在。广大读者之所以依然爱散文，爱的就是它所传达出的真善美。求木之长者，必固其根本。根深才能叶茂，本固才能枝荣。

优秀传统文化是散文创新的发动机与助推器

传统与现代从来都不是一对矛盾。相反，优秀传统文化是散文创新的发动机、助推器。把传统与现代截然割裂开来、把继承与创新对立起来，把传统视为负担，视为创新的障碍，是一种不可取的简单粗暴的做法。回望传统不是要回到传统，继承传统不是要固守传统。学习、继承古典散文中的优秀传统正是为了更好地创新。“守正创新”，根本在于守正，目的在于创新。散文创作要寻求突破，必须在继承传统的基础上大胆创新。要敢于挑战前人，也要敢于突破自我。散文是一个开放的文体，在语言、结构、叙事、抒情、说理等诸多方面都有很大的发挥空间。

“五四”新文化运动中创立的现代散文即白话散文，是以鲁迅为代表的前辈作家，将中国古典散文传统与西方散文（随笔）结合创新的产物。在现代散文的发展过程中，中国古典散文的传统从来都没有断裂过。而且在一些现当代作家的散文中，明显有着对于古典传统的传承。如鲁迅、孙犁、汪曾祺等，他们的作品很好地展现了中国文章的神韵。特别令人欣喜的是，活跃于当下文坛的中青年作家如李敬泽、夏坚勇、徐风、祝勇、李舫、潘向黎、穆涛、刘东黎、刘琼、胡竹峰、傅菲、苏沧桑等人的作品中，我读到了中国文章的一脉余韵。他们有深厚的传统文化根基，他们的散文深具学、识、情，同时又勇于并善于创新。他们的创作活力十足，同时又有强韧的后劲，在当下散文创作队伍中处于中坚地位。

但是也要看到，当下散文创作中仍存在不少问题。有的以创新之名，滥用虚构的权利，破坏了散文的真实性原则，放弃了散文的真诚品格和写作伦理。有的把“真实”简单等同于“写实”，满足于生活琐事、日常经验、小情小感的记述，没有找到散文写作的大道，思想性、艺术性都欠缺。这两种看似处于两个极端的写作，其实都源于传统根基不牢。所以，只有根植于传统文化肥沃的土壤，并积极吸收一切优秀文化丰富的养分，借鉴其他文体优长的表现方法，敢于探索也善于创新，现代散文才能绽放出绚烂的花朵。

《光明日报》（ 2023年06月07日14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