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赵　晨

在对费兰特作品的改编中，《肮脏的爱情》与《我的天才女友》确属佳作，《暗处的女儿》表现不俗，因而由Netflix推出的剧集《成年人的谎言生活》甫一发布就吸引了观众驻足。

失效的大IP

(资料图)

然而六集成片正式上映之后却扑得悄无声息，“费兰特”这一IP竟然失效了。首当其冲的原因是选角，饰演女主角乔瓦娜的演员面貌硬朗，看起来不像会为青春期烦恼所困，且表演过于克制，没能演绎出成长的动摇与澎湃。肩负着使女主爱情幻灭这一职责的罗伯特，也不似小说中那般高大英俊，幻灭感大打折扣——罗伯特的饰演者还曾在HBO出品的《我的天才女友》中饰演成年恩佐，几无变化的造型与表演使人频频跳戏。

此外，强烈的实验感拍摄手法垒高了理解叙事的门槛；过多的配乐喧宾夺主，几无停顿与留白；偏冷的色调氛围与以集体、政治坐标来反思个体成长的主旨也并不恰切。

这或许是所有改编需要处理的问题：如何在向观众传递原著的同时兼顾二度创作者的个人表达。

剧集始于家长会后，母亲与父亲分享着女儿在学校中的不佳表现。母亲将此归咎于青春期的到来，父亲则将原因指向了一个明确的名字——维多利亚。她是乔瓦娜的姑姑，是父亲眼中不成器的妹妹。这番话传到了在门外偷听的乔瓦娜耳中——偷听，青少年靠近成人世界时的谨慎姿态。借此，乔瓦娜接触到上一辈的纠纷以及家族的隐秘往事，生活的边界由此扩张，姑姑居住的下城区向上城区少女张开怀抱。

费兰特的小说惯于借助对称结构来完成人物的塑造和心灵的探寻，两个角色亲密而自带分歧，并在生活场景的变动中展现出此消彼长的角力。例如《烦人的爱》中的母与女、《我的天才女友》中的莱农与莉拉，彼是此的隐喻，此是彼的镜像。《成年人的谎言生活》亦如此，姑姑与我，互相审视，在对方身上看到自己，随即再分别完成各自的生活。

上城与下城，以空间表征着父亲与姑姑的不同身份、阶级、生存现状，两个空间通过乔瓦娜实现交汇。这样的对比手法在李沧东的短篇小说《鹿川有许多粪》中也曾现身。小说从兄弟俩的重逢引出对比与对自我的再认识：哥哥俊植一路奋斗，从学校杂工成为了教师，并和妻子拥有了自己的小公寓，看起来生活似乎得到了改善。随着同父异母的弟弟玟宇的来访，平静的生活泛起了涟漪。借助弟弟的眼睛，读者不难发现哥哥的生活和其居住地一样充满了矛盾。鹿川，听起来很诗意，符合中产生活具备的某种闲适优雅之印象。实际上，这个名字高雅的地方周围尽是工业废水与生活污水，以及不断散发恶臭的粪便。

外来者的视野可以揭开生活的面纱，迫使其露出真实底色——玟宇揭开了俊植的，姑姑揭开了上城区的，乔瓦娜则揭开了成人世界的。

甜腻的省略号

费兰特是聪明的作家，善于怀疑，并且往往能够通过细小的怀疑来撕裂生活，使其焕发出肮脏的“光彩”。在《成年人的谎言生活》里，这个怀疑的起点是青春期少女偷听父母对话之后产生的疑问——我究竟丑不丑？丑，是隐喻，这个隐喻指向福楼拜与包法利夫人——爱玛看着女儿犯嘀咕：“真怪，这孩子怎么这么难看。”费兰特认为这句嘀咕不仅精彩而且具有强大的破坏力，她将这股破坏力移至乔瓦娜的成长中。在《成年人的谎言生活》小说面世之后，《洛杉矶书评》曾如此评论：“乔瓦娜学到的一点就是，不让自己被‘丑陋’吓退或煽动，与其进行虚伪的粉饰，不如选择‘愉快’地直面那种丑陋。和她抛在身后的那些说谎成癖的成年人不同，乔瓦娜准备去面对无限广阔世界的本来面目。”

小说作者更在意的是探索意义的过程，剧集在意的是赋予探索以结果与意义。一至六集，剧名分别为：美丽、相像、痛苦、孤独、爱情、真相。六个词汇放在一起，拉扯出一部青春言情剧绰绰有余，勾连一条人物成长伏线却力有不逮。而剧集的野心并不止于刻画青春，而是要在少女青春的故事基底上铺展国家政治的年老衰败。“征服红色的春天，在未来太阳升起的地方”的歌声多次回荡在剧集中，彰显着导演积极构建“少女——政治”梦幻联动的昂扬之姿。

父亲是虚伪的，身为左翼理论教授，吃着鱼子酱喝着香槟讨论社会不平等，却对乞讨之人大声斥责加以驱赶。罗伯特也是虚伪的，张口闭口言及上帝宗教云云，但对此毫无领悟与感受。导演为了展现那不勒斯男性共同的软弱，甚至特意给两人安排了一场辩论，让谎言遇到谎言。两个男人实际上只是挥舞着不同理论武器的一类人，道可以是宗教精神也可以是左翼思想，只要能够帮他们走出下城区，远离底层生活就已足够。

清晰诚实，言简意赅，迫使读者感受粗暴，这是费兰特通过文字展现出的刚硬坚定。剧集却因为含混暧昧式的表达而与之发生偏离。费兰特曾为《卫报》写过一年专栏，后结集为《偶然的创造》出版，其中一篇专门写其对省略号的看法，“在我写的文章里，我觉得省略号是一种卖弄风情，就像当人们半张着嘴，眨眼睛，做出一副惊讶的样子。总之我觉得这些停顿太甜腻了，好像是为了取悦于人。”

《成年人的谎言生活》剧集临近结尾处，一面破败的意大利国旗在蔚蓝的海面上摇摆，这是我们熟悉的套路——欲以个人成长之“小”见政治、阶级、宗教之“大”，大小之辨背后隐含价值序列的高下之争，省略号式的表达使剧集陷入含混无聊。在费兰特笔下，历史政治是背景，人才是被表达的主体；而在导演这里，人反而是展现历史政治的工具。历史的雄音不振，现实的回响飘散，散于咸湿海风中。

在给评论家戈弗雷多·福菲的信中，费兰特写道：“我特别讨厌那种叙事：就是系统地讲述今天的那不勒斯是什么样子，现在的年轻人是什么样子，女性变成了什么，家庭的危机，还有意大利存在什么样的问题，诸如此类的书。”很遗憾，剧集《成年人的谎言生活》就是这样的叙事，假借上城区少女的青春残酷物语为壳，包裹着朝向政治批判的宏大格局。既无力强攻现实腐朽，又放任“人”从镜头中悄悄溜走。

边缘的重要性

“那不勒斯四部曲”的英译者在纪录片《费兰特热潮》中曾提到一个词——smarginatura。它原是一个印刷的术语，意指纸张的边缘，译者将它翻译为“界限消失”。这一翻译越过“边缘”，从而抵达了属于边缘之外的某种结局。2013年詹姆斯·伍德在《纽约客》讨论埃莱娜·费兰特的小说，以“women on the verge”为题，意为“边缘的女性”。显然，他们都注意到了费兰特前期小说文本中“边缘”之重要性。

“边缘”所包含的其中一种指向是阶级。出生于那不勒斯上城区知识分子家庭的先天条件，使得乔瓦娜不必像《我的天才女友》中的莱农一样，直至暮年才能够在回顾往事时感慨“我的整个生命，只是一场为了提升社会地位的低俗斗争”。通过青春期的家庭与爱情危机，她早早看穿了有识之士的虚伪，知识并未雕刻他们的灵魂，只是塑造了他们的话语。左翼也好，宗教也罢，于父亲、于罗伯特而言只是获取阶级跃迁机会的工具。所以她毅然出走，逃离巧言令色的低俗，逃离与谎言无异的种种主义。挣脱成人世界的谎言，挣脱那不勒斯，挣脱命运。

《成年人的谎言生活》的最后一集名为“真相”——历经谎言之后必然抵达的结局。乔瓦娜与女伴搭上了前往未知的列车，她们下定决心要过一过自己的“失败”人生——因为所谓的成功，也不过是如父亲或如罗伯特。属于女性的斗争仅仅是成为她自己，不是要成为某位左翼教授的女儿，也不是成为某个神学才俊的女友。

这或许也是费兰特笔下所有女性的斗争——在成为自己的路途中，她们不断克服着时间的流逝与那不勒斯的围困，也不断印证着：女人，是永远的异乡人。（赵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