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复旦大学电影艺术研究中心副主任 龚金平

近年，法国关于移民题材的电影极为热门。从《悲惨世界》（2019）、《北区侦缉队》（2020）到《雅典娜》（2022），观众得以窥见法国社会正面临严重的内部撕裂与阵痛，不同种族和宗教背景的族群，因各自的封闭、偏见与武断，相互之间难以融合，与警察更是常常处于剑拔弩张的状态。这些影片散发着一种沉重、沮丧与挫败之感。在这种背景下，《巴黎夜旅人》（2022）倒像个异数，它给观众带来一缕久违的清新与亲切之感，人物低沉温柔的法语发音，人与人之间那种温情妥帖，热烈奔放的情感表达方式，甚至法国人特有的那种浪漫和忧伤，都氤氲成熟悉的情调，弥漫在影片的每一帧画面之中。

(资料图片)

《巴黎夜旅人》海报

《巴黎夜旅人》的时代背景是20世纪80年代，彼时的法国人大概对“五月风暴”记忆犹新，部分年轻人怀着强烈的社会变革冲动，投身于政治运动。吊诡的是，年轻人一方面呼吁社会的平等、人道，另一方面又无比在意自我生活的精致安逸。社会变革与政治理想，更像是他们闲暇之余的一个业余爱好，或是他们暑假开展的一项社会实验。

影片开始于1981年5月，背包客塔露拉站在巨幅的巴黎地图前，随意规划着旅行路线，看起来带有一定的盲目性，具有巨大的开放性和自由度。影片的第二个场景中，法国左派当权，街头红旗招展，民众狂欢，主人公伊丽莎白和儿子马蒂亚斯、女儿朱蒂特坐在汽车里，穿过喧闹的街头，热烈地与游行人群互动，马蒂亚斯还欣喜地接过路人递来的玫瑰。伊丽莎白一家就是当时法国中产阶级的普遍心态：政治运动固然令人向往，但不必亲力亲为，隔岸观火又恍若置身其中，就恰到好处。

影片开始的这两个场景，曲折地暗示了创作者的情感立场：远离政治运动的中心地带，观照那些因个人遭际而开启别样旅途的个体，如何在蜿蜒曲折、晦暗不明的“道路”上颠沛流离，又苦苦挣扎。从而描摹出特定历史时期的世态人心，由此折射人类普遍性的命运处境，并浓缩成具有哲理意味的人生感悟。

《巴黎夜旅人》虽然没有强烈的戏剧冲突，甚至没有用明确的情节悬念来吸引观众，但它仍然是按照“平衡——平衡被打破——恢复平衡”的经典模式来结构情节。与众不同的地方在于，影片“平衡阶段”出现的时间只有两分钟。片名之后，伊丽莎白与丈夫离婚了，她面容愁苦，神情忧郁，整个人看上去了无生气。影片的情节主体，是伊丽莎白在人生最为灰暗的时期，如何找到自我的价值，重建人生的信心。为此，影片将“平衡”和“平衡被打破”的阶段无限压缩，对人物“恢复平衡”的过程则反复渲染。

在万念俱灰的状态中，伊丽莎白通过参与制作一档夜间广播节目，不仅找到了安身立命的职业，而且开始享受生活，成为一名优雅、知性、独立、美丽的女性。遗憾的是，影片对这档夜间谈话节目的意义没有进行充分挖掘。按理说，这档节目本可以以“戏中戏”的方式，通过讲述几个听众的故事，不仅丰富了影片的意蕴空间，而且这些故事也能对伊丽莎白产生情感触动，使她精神上得到成长。可惜，这档节目中正面出场的听众只有塔露拉。作为一名“流浪者”，塔露拉是一个真正的“在路上”的意象。但是，影片对于她的背景披露过少，对她的内心状态也鲜有触及。这使这个人物很不饱满，她身上所承载的主题意义也非常有限。

因为这些情节设置或人物塑造上的缺憾，影片显得过于温吞，过于平淡。但是，我们又不得不承认，影片仍然是有魅力的，它聚焦于伊丽莎白时，我们得以看到人生的诸多情态，甚至是人生的某些常态。

伊丽莎白如何走出生活的泥沼，如何跨越人生的低谷，看起来只是谋求经济独立的一种努力，但实际上，这背后要经历更为艰难的精神涅槃和内心成长。伊丽莎白最初入职广播台做导播，只是走投无路后的病急乱投医。在真正开始这份导播工作之后，伊丽莎白需要与各种“游荡者”打交道，与各种“病人”产生交集。正是在这个过程中，伊丽莎白隐约意识到，那些在深夜依然工作，或无法入睡的人，不仅是孤独的，也可能是迷失的。用别人的故事温暖更多的“独行者”，同时也抚慰自己的内心，伊丽莎白慢慢从一种消极悲观的状态中走出来了。

影片在一种日常化的生活气息中，在一种波澜不惊的人生状态中，让我们看到伊丽莎白如何慢慢变得阳光自信，心情舒展，甚至活泼俏皮。这种改变，与其说来自收入有了保障，不如说源于洞悉了生活真相之后的一种通透。这个过程在影片中展现得非常温和克制，却异常质朴而真实。影片没有用戏剧化的方式，让伊丽莎白取得世俗意义上的成功。心理学的高等学历未能给她的工作带来助力，她也没有因多年的锤炼而脱颖而出；至于她兼职做图书馆管理员，更谈不上有什么职业成就。正是在这种庸常中，影片举重若轻般揭示了人生的真谛：人生的得意或失意，昂扬或低落，主要来自内心的丰盈或贫瘠，胸怀的超脱或偏执。

影片深刻阐释了“孤独”的内涵。这些人生路上的跋涉者，他们需要在人生的歧路自我决断，然后在选定的道路上领略风景旖旎或者忍受泥泞困顿。影片中的人物，虽然在情感上彼此牵挂，甚至相互依偎，但他们在精神上都是独立的，不会对他人的人生指手划脚。比如，朱蒂特和马蒂亚斯看到母亲痛苦或激动，并不会表现得过于意外，而是平常视之，只是偶尔表示关心。母亲对于儿女的人生选择，也从来没有进行指责、干涉、指导，而是一种高度的信任和尊重。

因此，影片中的“孤独”实际上有三重含义：第一重是指个体在世的独处，这是现代社会必然出现的“原子式”生活状态，每个人要么主动，要么被动，会远离许多亲密关系，成为一个孤单的“原子”。正如丈夫会离开伊丽莎白，塔露拉会突然离去，马蒂亚斯和朱蒂特终会走出原生家庭，甚至伊丽莎白都要另找房子落脚。对于他人和世界来说，我们都是过客。第二重含义是指个体的精神独立，这指的是个体不依赖他人，也不成为他人的负担，而是自我选择，自我判断，追寻自我的价值。第三重含义是指个体自我负责。个体的每个选择背后，都有相应的风险和风景，这需要个体去遍挨遍尝，不可推诿给他人或者集体意志。比如，伊丽莎白选择做全职太太，就需要承担丈夫变心后陷入经济困境的危机；马蒂亚斯决心做诗人，就要对这条道路的艰辛有心理准备；尤其是特露拉，享受了流浪的自由，就要直面人生的漂泊与无助，也会遭遇各种诱惑、失控，并在沦落后独尝苦果。

影片在影像语言上也进行了精心的设置。整体性的暗调画面，营造出一种灰暗压抑的氛围；偶尔的亮调外景，或者暖色调的内景，都是人物心情飞扬的时刻。这也再次证明，环境本身并没有情绪，所谓暗调或亮调，只是内心状态的一种投射。例如，伊丽莎白第一天上班后回家，正值凌晨，尽管街道昏暗，影片用虚焦镜头将背景全部虚化，高楼里的灯光变得摇曳而朦胧，而伊丽莎白则恍如走入一个无人之境，脸上露出幸福的微笑。这个镜头不仅有力地凸显了伊丽莎白沉浸于满足中“心外无物”的陶醉状态，也是对“境由心造”的一种生动诠释。

此外，影片中还罕见地采用了两种画幅，一种是正常的1.85:1，另一种是更窄的4:3。4:3的画幅往往是空镜头，大部分都来自伊丽莎白的主观视点或录像机的画面。影片试图通过不同画幅向观众暗示，世界其实很大，但纠结于个人沉浮，就会自我设限。我们应该像伊丽莎白一样，走出个人意义上的小天地，打开心胸，拥抱更广阔的世界。（龚金平）